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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碑刻技术

http://news.artxun.com 2008-12-12 12:39:33 来源: 博宝网 作者: 徐自强 吴梦麟 著

宋元时期,以书法为主的碑刻,继续有所发展,大书法家苏轼、黄山谷、米芾[fu夫]、蔡襄、赵孟頫[音fu,府]、鲜于枢等都各有佳作。苏轼,字东坡,写有《司马温公碑》、《赤壁赋》、《表宗观碑》、《丰乐亭记》等碑刻数10件,苏书以行草为多,楷体极少。《前赤壁赋》,为苏轼亲笔楷书,字径7分,书法稳健流丽,与常见者不同,为现存苏轼楷书之冠。黄庭坚,字山谷,写有《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发愿文》、《龙王碑记》等碑刻数十件。关于《狄梁公碑》,昔人说:狄梁公(狄仁杰)事,范文正《范仲淹)文之,黄文节《黄庭坚》书之,为“海内三绝”。米芾写有《千字文》、《苕溪诗》、《芜湖县学记》等楷书、行书碑。蔡襄写有《昼锦堂记》、《万安桥记》、《刘奕墓碣》等。其中《昼锦堂记》欧阳修撰文,邵必篆额,蔡襄楷书,18行,每行39字,书法严谨端重,颇似颜真卿体。据说,蔡襄写此碑时,每一个字就写一张纸,最后择其较好者雕刻于石,所以人们称此《记》为“百衲碑”。赵孟頫为元代大书法家,写碑刻近百种,《少林寺裕公碑》、《玄庙观重修三门记》、《玄教宗传碑》、《许熙载神道碑》、《新建庙学碑》为其代表作。其中《玄教宗传碑》,元虞集撰文,赵孟頫奉敕篆额并书丹。至正四年(1344年)吴全节刻石。楷书26行,每行64字。其碑笔法生动,可见赵书功力。《许熙载神道碑》,欧阳玄撰文,茅绍之集赵孟颛楷书而成,在河南安阳,碑石刻字极工整,四面环刻,故当地人称“四面碑”。碑虽集字,但书法遒健,非他人所能比,在赵书中亦为杰作,所以评论书法者,常以此碑为赵书之上品。《新建庙学碑》,元李师圣撰文,赵孟頫篆书。至元三十年(1293年)刻,为赵孟頫壮年(40岁)时所书。赵所书碑碣,见于世者,以此碑为最先,其以篆文写碑者,只见此一件。赵之书名自此日大。赵为他人所书,楷书行体,已不胜其烦,因此从不轻易写篆书,只偶尔有篆书小品而已,巨碣丰碑绝无。《李愿归盘谷序》,韩愈撰文,鲜于枢书。其书体严谨而恢宏,可为大字楷书范本。《鲜于枢大字诗赞》,为鲜自作之诗,草书71行。该书笔法纵肆坚实,气魄雄浑不失规矩。可与赵孟頫、康里巙巙[音nao,挠]等元代大书法家齐名。

宋元碑刻除著名书法家书碑较多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图碑较多,如《天文图碑》、《禹迹图碑》、《华夷图碑》等都十分有名。《华夷图碑》,刻于南宋伪齐阜昌七年(1136年),现存西安碑林。《华夷图碑》是宋代的一幅中外地图,中国部分是主要的。图中对中国的山脉、河流、长城以及各州的地理位置等都标示得很清楚,至于其他部分,在图中只能简略地标出一些名称以及相互间的方位关系。《禹迹图碑》,刻于南宋伪齐阜昌七年(1136年),但其绘制时间比同年刻的《华夷图碑》晚。现存两安碑林。图中绘的海岸线较准确,说明对沿海地区比前了解较多。总的看,《禹迹图碑》已经比较接近今日的中国地图。《平江图》,刻于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图中地形有了立体感。《天文图碑》,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王致远摹刻,现存苏州市博物馆。石刻高二米多,宽一米多,图以北极为中心,收星1440颗,说明文字41行,2000多字,对当时所知天文知识作了简要叙述。《静江府城防图石刻》,南宋成淳八年(1272年)刻,现存广西桂林鹦鹉岩。它为宝祐六年(1258年)以来,静江府(今桂林市)为防蒙古军队的进攻,前后四次修筑的城防工事的平面图,是研究桂林市发展史和古代城防史的重要史料。《汾阴后土图碑》,刻于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现存山西万荣后土庙,为荣河县知县张维等所刻的后土庙建筑全貌图碑,是现存最完整的北宋祠庙图之一。可从中了解宋代国家一级祠庙的概貌。

明清时期陵墓碑在气势规模上又有发展。明之13陵,清之东、西陵,都著称于世。

明十三陵在北京昌平县天寿山下方圆44公里的小盆地上,建有长陵、永陵、定陵等十三处明代皇帝陵墓。每陵布局大体相似,都有碑亭、明楼等建筑。如长陵(明成祖朱棣墓)明楼呈方形,四面辟券门,中贯十字形穹窿顶,上檐下悬匾额,大书“长陵”2字。正中竖碑一座,阴文刻“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定陵为神宗朱翊[音yi,亦]钧陵墓,明楼檐下榜额刻“定陵”2字,楼内石碑碑苗额篆“大明”2字,碑身刻“神宗显皇帝之陵”。明十三陵各陵之神功圣德碑有明显特点,多为无字碑,刻有碑文的只有长陵和思陵(明崇祯墓)的两块碑。其他明碑,如《永宁寺碑》等,也是十分著名而重要的碑刻。《永宁寺碑》是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刻《永宁寺记》与明宣德八年(1433年)刻《重建永宁寺记》2碑的总称。记述明朝永乐年间派员赴奴儿干(今黑龙江下游特林)设置都司衙门,任命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官,以安抚当地居民等情况。该碑是说明明朝初年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地区为我国领土的重要证据。

清代有东、西两个陵区。现以东陵为例略加叙说。东陵位于河北遵化县马兰峪,有孝陵、裕陵、定陵等皇帝陵五座,皇后陵四座。始建于康熙二年(1663年),陵园以昌瑞山为中心,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20公里。各陵布局也大体相似,都有圣德神功碑楼,神道碑亭等。裕陵为乾隆皇帝陵,圣德神功碑楼内,有龙蝠碑两座,高六米,最屃座,碑文用汉、满两种文字刻就。定东陵为咸丰皇后慈安与慈禧的陵寝。碑亭内龙蝠碑,重量就达20余吨,碑座也是整块石料雕成的赑屃座,以体现碑刻的高贵等级。

清朝时,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政权的稳定,康熙、乾隆两朝比较注意民族关系的协调。乾隆皇帝明确表示,对各民族要“因其教,不易其俗”。这种政策的集中体现就是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及其碑群的建立。

溥仁寺及其碑刻。溥仁寺俗称前寺,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这一年,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到承德庆祝康熙皇帝(玄烨)的60寿辰,所以特建此寺并刻《溥仁寺碑》以为纪念。普宁寺及其碑刻。普宁寺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这时,乾隆皇帝整平定了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后,正在避暑山庄大宴厄鲁特四部的上层贵族,并分别封拟汗王、贝勒、贝子等头衔。因他们都信奉喇嘛教,所以乾隆皇帝下令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建普宁寺和碑亭以作纪念。碑亭内所竖之碑有《普宁寺碑》,用满、汉、蒙、藏四静文字书写,内容叙述建寺立碑情况。《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和《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写,碑文分别记述了清政府平定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叛乱后,漠南、漠北、青海、新疆等地的蒙古、维吾尔族上层人物,齐集承德,朝见清帝,显示了祖国的统一。清政府对此十分重视,花了四年时间(1767一1771年),仿照当时藏传佛教的中心——拉萨布达拉宫,建成普陀宗乘之庙,其庙占地22万平方米,是承德外八庙中最大的一个。正当此庙落成时,率众返回祖国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来到承德朝见乾隆帝,随即到普陀宗乘之庙行瞻礼。故在该庙赐刻《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碑以作纪念。两碑均是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成的大型石碑,记述蒙古卫拉特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被其头目率领到伏尔加河流域游牧,后来因不堪沙皇俄国的压迫与欺侮,又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回归祖国怀抱。清政府拨出价值20万两银子的物资,把他们安置在新疆伊犁河流域放牧。两碑是研究清朝民族关系的重要材料。

元、明、清进士题名碑,是一类著名的专题碑群,现存首都博物馆,共198块。其中元代3块;明代77块;清代118块。题名碑共记载了5162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名次。其中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两块清代最末的一科进士题名碑中,在其碑文的第二甲第三排第10名刻有近代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的名字。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是研究我国晚期科举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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