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钱币学会戴志强秘书长谈币与章

我们说钱币的主体是历代货币，历代货币自然是钱币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历代货币不是钱币的全部。国外有很多博物馆都是把货币和纪念章交由一个部门来征集、管理、分类和研究的，称之谓币章部，或者叫币章博物馆。我们知道，纪念章和货币（包括流通货币和各类纪念币）在文化上有很多共通的地方。特别是由造币厂设计生产的纪念章，与货币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设计师、共同的雕刻家，甚至是一样的操作技术，大致相仿的工艺流程，所以造币厂设计生产的纪念章和同时代的金属货币诞生于同一个母体，它们之间的手足之情、血缘之亲不言而喻。其实，从文化意义上讲，一枚好的纪念章，或许更能比较充分地反映这一个时代的钱币文化，因为，它可以突破货币设计生产中的很多条条框框、清规戒律，设计人员的思想可以更加解放、更加活跃，表现的手段可以更加灵活多样，技术运用可以更加充分，甚至淋漓尽致地、不受任何拘束地去探求、去创造。对于面积比较大的纪念章，设计者、雕刻者可以拥有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他们的思想和技巧、风格和情操，可以在这里得到更加完美表现，更加充分的发挥。一般纪念章的发行量都比较少，所以对于造币厂来说，纪念章是小生产，是试验田，是练兵场，先进的生产技术可以在纪念章上试验、实践，成熟后再推广到货币生产中去。对于那些数量极少、档次很高的纪念章，在操作工艺上，更可以精雕细琢，反复锤炼，不惜工本。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水平、高质量的纪念章又是钱币文化的开拓者、先驱者。所以不研究、不了解纪念章的情况，也不可能对当代货币会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当然有很多纪念章是民间制作的，工艺水平、制作程度良莠不齐，甚至有粗制滥造，不堪入目，应是另当别论。
　　纪念章和货币的关系，当代是这样，历史上应该也是这样。在古代钱币中所谓的压胜钱，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不同用途的“章”（当然，其实际应用的范围要宽得多）。压胜钱，亦称花钱、玩钱，是对非正用品古钱（即没有作为货币流通使用过的“古钱”）的一种统称。其中大部分是民间制作，但也不乏出自官炉的上乘之品。压胜钱的门类极其繁杂，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钱币文化、民俗风情，成为古钱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有的甚至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仅举二例为证：
　　一、中国古代铸币的币面修饰一般只铸文字，不铸图案，因此古钱正用品（即曾是正式流通使用过的货币）的艺术性，除依靠制作技术外，主要体现在文字的书法上，但古钱的钱文一般只有四个字，书法再好，其艺术效果终究显得单薄。压胜钱恰好弥补了正用品的这一不足，图文并茂，以图见长。尤其是唐宋时期的官炉之作，更是把我国古代铸钱的艺术性推到了新的高峰。如当时制作的打马格钱中的"昭陵六骏"钱，一枚钱，一匹骏马图，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似乎要告诉人们：东方钱币文化同样也有艺术的精品。
　　二、1972年9月，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前勿力布格屯一号辽墓出土了一枚“大康六年”钱，尽管这是一枚随葬纪年的瘗钱，从而使我们认识了传世的“大康七年”，“清宁二年”等其他同类钱的性质。第二，这类钱既有绝对纪年，又有典型的辽钱制作风格，可以作为我们认识辽钱，开展辽钱断代研究的典型器物，或者叫做标准器物。
　　于是，联想起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币章部、美国史密森国家博物馆的币章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币章博物馆等等，我想中国的钱币博物馆实际上也是币和章的收藏研究部门，所以说得简洁一点，我们现在所说的“钱币”就是指币和章的合称。
　　一旦有了货币、货币文化，便会产生它们的衍生物压胜钱、纪念章，便会引申出新的意义上的文化。货币文化和它们的衍生物的文化便是我们所说的钱币文化。实际上，自从有了货币，钱币文化就应运而生，它可以追溯到实物货币时代。实物货币和金属称量货币都具有两重性，它们除了行使货币职能之外，同时还具有其他使用价值，在中国历史上，海贝的使用便是一个实例。海贝取得实物货币地位之后，仍然是珍贵的装饰品、神秘的迷信品，妇女生育时，手握海贝可以保佑顺产；人死之后，口含海贝，可以保佑冥途畅通。海贝一旦用于殉葬，从理念上讲，是活着的人们的一种心愿，希望死者在冥途上还可以花销之用，但事实上，已经不会再行使货币职能，而只是冥器的一种。于是便产生了仿制的冥币，在诸多仿制的贝化中，有一种泥质的陶贝，或许便是专门为了冥葬之用制作的。这种制作冥币的习谷一直被延续下来，直到近现代。
　 　　　　　　　　　　　　 　　　　　　　　　　　　　　　　　　（引自《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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