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博(开封市博物馆)所藏，号为唐刻，实为宋拓木刻本。”开封市博物馆原馆长徐伯勇强调。
古代没有影印技术，复制法书名帖，唐人用双勾填墨，即用很薄的纸蒙在字帖上，将字外轮廓线双勾下来，再填上墨，古代称为响拓或向托。为增加透明度，通常在黑屋的窗上开个方洞，向着光而拓摩勾描，力求与原作逼似。这是“专业技师”才能完成的工作，开封市博物馆馆藏的《十七帖》上提到的“解无畏”，就是干这活的“专业技师”。这种方法的缺点，是费工费时，一次只能得一份。
大概是受从碑上传拓得法书样本的启发，后来有了传拓。传拓是用墨把石刻和古器物上的文字及花纹拓在纸上的技术，是保存文物资料、提供临写楷模的重要方法。
刻石传拓方法主要兴盛于宋，唐人主要是双勾填墨。宋人以今证古，将两者混淆，以为唐已有法帖刻石。加上古代私人收藏，总希望藏品越古越好，王羲之的多帖都有唐刻石之说，源于这两个原因。实际上，号为唐刻者，多为宋拓。
开封市博物馆此藏品鉴定认为是宋拓。“它为初刻初拓，笔画锋利紧结，但微显刻画棱角过甚，不如另一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吴本(清嘉庆内府藏吴宽家本)之圆润。但在今日存世《十七帖》中，已无出此两本者。”著名书法家翁运评价道。
这件珍品是如何进入开封市博物馆的呢？
它是明初晋王朱 敬德堂本，清初由冯铨收藏，新中国成立前河南潢川吴氏曾出珂罗版精印本(照相平版印刷工艺，多用于古代书画作品复制)。“解放前，开封有个姓曹的收藏家，东西流入他手中，成为他的个人收藏。'文化大革命'时，曹家人怕被抄走，送到开博请求保存。'文化大革命'后清理文物时，曹家人就捐给了馆里。”徐伯勇说。
封家书痴迷“道”
我读《十七帖》，意欲先疏通文字，于字里行间、内容语气里追摹“书圣”生命的悲欢。《十七帖》首帖是“十七日先书，郗司马未去，即日得足下书，为慰，先书以具，示复数字”。
这个千载留名的收信人郗司马，是王羲之妻之仲弟，也就是“书圣”的小舅子。这通帖没什么内容，简短得像便条。这种帖，《十七帖》里有多封。
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考证说，《十七帖》集刻中有十九帖都是写给益州刺史周抚的，那他都写了些什么呢？
王羲之向往巴蜀山川，对巴蜀山水、盐井、火井、秦汉遗迹、名人后代都十分关心，信中也都有提到，充分显示出他对“天府之国”的强烈关注。
如《蜀都帖》：“省足下别疏，具彼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岷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大意是“你信中所说的奇异山川，扬雄《蜀都赋》、左思《三都赋》都没有记述，那雄奇的山川，只有游览后才会意足。如能成行，我当告知，望请迎接，如迟误时机，那是度日如年。你镇守巴蜀，朝廷无调动之理，我真想与你一起登汶岭峨眉而还，那会是件不朽的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