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唐代《润州图经》记载了王羲之书铭的事迹,可是,如果后来学者确是有人发现充分的证据,并足以推翻王羲之说,那么书认界理所当然应该改变原有的结论。但问题在于,宋代以来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们所提出的理由,他们的证据究竟如何呢?因此,有必要对其予以澄清、甄别。
首先,我们来分析北宋董辶卣提出的王羲之与朱方无涉的论点。他在《广川书跋》书中写道:“咸和九年岁在甲午,逸少当三十二岁……其时未尝至朱方,华阳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为称。”可见董辶卣是从瘗鹤书铭的活动条件上否定王羲之的可能。
而事实上,董辶卣的论述存在很大的疏误,因为他忽略了王羲之岳丈家居朱方(京口)的史实。南朝宋时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雅量》119)中有着明确的记载: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女与焉。”刘义庆所记述“东床坦腹”的故事内容与《晋书》王羲之本传基本相似,只是言行描述更为生动传神,并且具体标明郗鉴其时的住处在京口。
《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403~444年),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他于东晋元兴二年(403年)生于京口,并在京口长大,所以,他对京口风土、人物自当比较知悉,所记述的郗鉴在京口派门生求婿之事当是一段信史。史载,郗鉴于咸和三年(328年)从广陵移师京口,直至咸康五年(339年)去世,驻守、定居在京口长达十一年之久。京口因郗鉴的镇守,遂成为徐、兖州治所及北府兵的大本营。京口有郗鉴故宅,南朝宋人刘损《京口记》:“糖颓山,山周回二里余。山南隔路得郗鉴故宅五十余亩。”糖颓山,即现今镇江市区京口饭店内的小山。郗鉴去世后,亦被埋葬在京口。元代《至顺镇江志》载:“晋郗鉴墓,在郡城东。”
王羲之自咸和四年(329年)成为京口郗家的女婿,直至咸和九年(334年)赴江州临川郡任太守期间,官职主要是“会稽王友”,平日多随会稽王司马昱在会稽山阴或首都建康两处活动。由于这一任职相对比较清闲,而且京口又是往来建康与山阴之间的必经之道,故羲之得暇或因事路过京口探望岳丈家的机会较多。这一期间,他在京口或拜亲访友、交流书艺,或赏游山水、养鹤寄情;并在咸和九年(甲午岁)因爱鹤亡去,亦曾爰集真侣,瘗鹤书铭。这一切发生在京口女婿王羲之身上,难道不是最为合情又合理的事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