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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安特生的“仰韶文化”的初步进展

http://news.artxun.com 2008-12-29 12:52:50 来源: 博宝网 作者: 张忠培

解析安特生的“仰韶文化”的初步进展

现在看来,剔除岳石文化因素之后的以城子崖下层命名的龙山文化,和安特生发掘的不召寨以及仰韶遗址中与不召寨相同的遗存,是两类不同的文化,后者当称之为三里桥文化。然而后冈三叠层的发现以及当时理解的龙山文化,可能成为解析安特生的“仰韶文化”的基础。刘(即尹达)最先登上了这个制高点,于1937年写了《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并参照截止于1936年的有关考古发掘的成果,对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甘肃考古记》和《黄土底女儿》发表的“仰韶文化”的材料及其相关的论述作了深入的探讨。指出“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龙山和仰韶两种文化遗存”,“确证仰韶村的遗址是两种文化的堆积而不是两种文化融合为一之后的遗存”。实际上说出了安特生对仰韶遗址的发掘,混淆了仰韶、龙山的两种文化堆积。同时认为不召寨为龙山文化遗存,“齐家坪遗址的陶器全是单色,且与河南不如寨及仰韶村的龙山陶器相似,既知河南的龙山式陶器晚于仰韶式,则齐家坪是否可以置于仰韶期之前,似尚有问题”。并且,还在文中的一条注释说明“巴尔姆格伦的《半山及马厂随葬陶器》较有系统,且对形态方面也特别注意;但甘肃所见的着色陶器与河南的一些仰韶式陶器群是否相同,尚待研究”。可见当时学术资料所能提供的观察范围内,他对安特生的“仰韶文化”的解析与评论,已经是相当全面了,所以,他进而指出“安特生最初命名的‘仰韶文化’,实有加以纠正的必要”。

继尹达指出“甘肃所见的着色陶器与河南的一些仰韶式陶器是否相同,尚待研究”之后的8年,即1945年春,夏鼐基于其在甘肃从事考古调查,尤其是通过对临洮寺洼山发掘后,认为安特生所谓“甘肃仰韶文化”和河南的仰韶文化存在着区别,认为“不若将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作为代表,另定一名称”,即马家窑文化承受后他又据在宁定阳洼湾发掘的齐家期墓葬填土中出了“两片带黑色花纹的彩陶碎片”,而将齐家期的年代,改订在甘肃仰韶文化,即他之为马家窑文化之后。1947年,裴文中在甘肃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与试掘,于临洮的瓦家坪发现了打破了马家窑仰韶时期堆积的齐家期半地穴式房屋,同时指出“安氏所谓之齐家期,据吾人此次之调查,似非彩陶文化之时期,或为另一种不同之文化,分布于大夏河、西改河及洮河流域,吾人以为可谓之为‘齐家文化’,“与彩陶文化为不同之系统”。至此,中国考古学者对安特生《仰韶文化》之新石器时代部分的解析,已基本完成。

然而,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历程,并非如此平坦。从这一学科的当时情况来看,自豫西以东至黄海。分布着“龙山文化”,即“黑陶文化”。自豫北经豫西、山西至甘肃地区,是“仰韶文化”即“彩陶文化”的分布区。这两类文化于豫北、郑州及豫西诸地存在着重叠现象,而当时对这两类文化关系的主流认识是“龙山文化”起源于东方,由东向西发展,“仰韶文化”起源泉于西方,从西向东传布。故在上述地区存在着这两类文化的重叠现象。自后冈发掘以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和河南古迹研究会加强了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工作,于是除后冈外,又在高井台子、大赉店、刘庄、同乐寨等遗址,均发现了“仰韶文化”在下,“龙山文化”在上的层位关系。如上所述,这两类遗存于豫西的关系,只有尹达的分析研究,而无发掘证明。依当时学术思路,发掘仰韶遗址和提示其惨无人道,就成了搞清楚“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键。1949年,中国大陆出现了地覆天翻的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了中华民国。然而,学术是有自身规律的,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研究所便派出了以夏鼐和苏秉琦分别率领的考古调查团,分河南豫西和陕西西安从事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前者对仰韶遗址小规模发掘所见的理解,出现了失误,说“这灰坑的发掘,可以证实了第一探沟的结果,使我们能确定这里的文化是一种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后者在西安斗门镇西的开瑞庄(又名客省庄),清理了暴露在断崖上的灰层堆积及其下的灰坑,发现了现今名之为客省庄文化灰坑打破西阴文化灰坑的现象。苏秉琦可能为行文方便,将前者称之为“文化二”,将后者称之为“文化一,但在其后加注括弧,内冠以“仰韶”字样,表明他将“文化一”归于“仰韶”文化。就其“文化二”的内涵来看,按当时对“龙山文化”的理解,亦可将它划入“龙山文化”。因为“文化二”中的特征器物即单把鬲,也见于不召寨及后冈。此外,就“文化二”的文化面貌所显示的一些特征来看,也难以同被尹达归入龙山文化的以不召寨为代表的那类遗存相区别。可见,苏秉琦不将“文化二”直接名为“龙山文化”,自然是另有考虑的。这从他说的这两类遗存,“和河南境内的两类不同的史前文化遗存好像是遥遥对照”话中也透露了一些讯息。确实是“遥遥相对”,因为豫北和西安两地的跨越虽有区别,但含单把鬲的遗存的层位,均居于当时称之为“仰韶文化”层之上。那么位于这两址之间的渑池仰韶村就不应出现另样的情形了。苏秉琦的这一见解,并未引起当时学术界的关注;而夏鼐关于发掘仰韶遗址所见现象的解释,却对当时学术界的“混合文化论”起了推进作用,同时,也有人对此采取了保留立场。

40年代,安特生及比林·阿尔提又陆续发表了安特生于20年代在中国考古的几本著作。尹达对其中涉及不召寨、仰韶村和齐家坪诸遗址的材料与论点进行了分析,于1955年写了《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文中当然也小溪离1937年以后的中国学者,当然包括1951年在渑池一些遗址的考古工作。他在这篇文章中仍坚持《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所表述基本立场,即“齐家坪跨越确属另一系统的文化遗存,不得和仰韶文化混为一谈”,年代上“晚于仰韶文化”,不召寨属于龙山文化系统;它是晚于仰韶文化系统的遗存。“仰韶村遗址所见的墓Q中的五件陶器看,它们确属龙山文化系统”,说明这遗址似曾有纯粹龙山文化居民住过。而从安特生在仰韶村遗址所发见的大量陶器看,属于龙山文化系统者多,而属于仰韶文化系统的较少,这反映着仰韶村遗址中龙山文化的因素是存在的。但是,“在安特生认为没有混乱的个别探沟和考古所试掘的一条探沟的堆积情形中,似乎都说明龙山式和仰韶式陶片在各层都有”,“似乎是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在这里业已合流,而成为一种所谓‘混合文化’。这里就发生矛盾了。这矛盾的解决,就需要把仰韶村这一丰富而复杂的遗址,作一次系统而科学的发掘工作”。这样,尹达基于夏鼐对仰韶瞌睡的认识,从原先对安特生发掘的仰韶遗址好种意见的立场往后退了一步,同时,对夏鼐关于仰韶遗址堆积性质的认识,即“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说,却鲜明地采取了保留态度。

“混合文化”一词,初见于裴文中著作。1943年,他试掘了扎赉诺尔遗址,认为该遗址不属于旧石器时代,将之归入中石器时代,裴文中把一般含有细石器的遗存,概称为“细石器文化”。将其分为由早至晚的扎赉、龙江、林西和赤峰四期。至期,于长城沿线和南来的“仰韶文化”,即“彩陶文化”相遇,形成了“混合文化”。他把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存,和日本学者跟承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后,于1935年在责令内蒙赤峰的红山后发掘出来的被他们称之为“赤峰第一文化”,都归入了“细石器文化赤峰期”这样的混合文化。

同时,尹达著述《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的前一年,即1954年,已经写了《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文指出:“就红山后这一新石器时代遗址在陶器和石器的特点分析,这种文化遗存很可能是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影响之后产生的新的文化遗存,也就是说,是含有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的文化遗存。我们可以名之为中国新石器的红山谇”。这样,也就将被安特生归入“仰韶文化”的沙锅屯洞穴遗存划了出来,和被日本学者称为“赤峰第一文化”的红山后遗存一起,归入了他名之为的“红山文化”。

至此,安特生名之为“仰韶文化”的史前部分的内涵,就此剩下了分布于河南、山西、陕西及甘南那些含彩陶的那类遗存了。

随后,又出现两项极为重要的关于仰韶文化的学术研究。其一是苏秉琦对中国科学考古研究所于1955年发掘的洛阳中州路的“仰韶文化”遗存,所作的正确的分期研究,材料虽然较少,却是新石器时代领域内第一次对同址同文化进行的分期研究,头一次指明后来被分辨出来的西阴文化早于秦王寨文化,并指明了后者的早晚关系;其二是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7年调查临洮马空窑——瓦家坪遗址时,发现了“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期“遗存叠压在“仰韶文化”遗存之上的层位关系,以及在马家窑南麻峪沟口北岸第二台地发现了“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期”文化压在齐家文化之下的层位关系。前者尤为重要。文中所说的“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期”,现为马家窑文化,所谓的“仰韶文化”,据1958~1959年发掘的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于当时所进行的分期研究观之,即已认为它属西阴文化晚期。可知西阴文化晚期早于马家窑文化,而从类型学观之,两者的器形、彩陶纹饰又极为相似,可知,只能是西阴文化发展为马家窑文化。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一直未在新疆及河西走廊找到证据,现在甘肃洮河流域揭示的情况,又只能是他的西来说的反证。至此,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当已休矣!甘青地区请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只能源于这地区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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