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是在复古中脱颖而出的艺术家。他的天资聪慧与后天的勤奋塑造了他是近现代一位文化修养举世无双的艺术家。尽管其早期临习过任伯年的人物、吴昌硕的花鸟，一是由于任伯年的绘画风格空灵，人物画特征明显，技巧性容易掌握，加上任伯年本人的文化素养的欠缺，所以他的画只能是以技法见长，容易仿制和借鉴。二是由于吴昌硕热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注重金石的张大千也受其影响。吴昌硕的修养全面，除了赵之谦可与其相并论，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都是无法和他比较的。这首先要得益于他本人是鉴藏起家，对传统经典有博大的眼界。我已经说过，就连黄宾虹那么注重学术修养的人，他也会被张大千的仿制品所障眼，误以为是真迹。其实，张大千对传统的深厚理解要归功于他对历代书画的临习和仿制上。他后期的泼彩山水，不袭古法，中气韵、尚笔意，色墨融叠，打破了传统绘画的点线理论，将中国的山水画推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其实，单纯的张大千的泼墨花鸟，是他本人的一个软肋，笔墨浮躁而缺乏生机，有失中国画的严谨。由于他善于仿制历代的经典，所以，他作画的小心翼翼的习惯，日积月累也成了他的缺陷，在其早期的泼彩山水中显而易见。张大千的理论是较为的，特别是对敦煌壁画的独到见解，是近现代艺术家中的先驱。但他在花鸟上的理论由于他过分的追求八大、石涛、吴昌硕的意趣和技法，所以，他的纵观历史传统的宏观理论是不大能够用他本人的梅花或者荷花作品来做诠释的。这是张大千在花鸟上的缺陷。
至于黄胄，是距离我们年限最近的一位大家。他是笔墨加素描见长。他主要以人物和动物为题材，借鉴西方技法将中国画的民族性推向一个高度。黄胄的贡献在于他是继齐白石、潘天寿、徐悲鸿以后，利用西洋技法将中国画人民化、群众化、民族化的统一。在开天辟地的创新手段彻底地打破了人们对中国传统人物画和动物画的绘画程式和组合程式。是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的《毛驴》栩栩如生，姿态万千，较李可染的《牛》来，更具有生机性。这也算是对继李可染的人物和动物画组合的有一次变革。虽然在思想上步了李可染的后尘，但创作模式和艺术风格上是青出于蓝的。黄胄的花鸟是步前人后尘的，他没有什么创新的成分，一就是写意，笔墨和技法毫无改变，和他的人物画以及动物画两个面目，足见一斑。他的书法基础是相对薄弱的，所以，制约了他本人没有走传统的大写意文人画。从本质上来说，黄胄的画是集大俗而成的，虽然有很大的群众基础，但学术性匮乏。这与艺术为政治服务，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有关，受历史背景所制约。
（三） 刘海粟应该退出美术史
刘海粟的价值在于教育。值得肯定的是他是一位反封建体制的教育家。无论是面对军阀的强权压制、还是各所学术机构以及同行的排斥上，他都是不屈不挠地推动着中国教育的新思潮。这在近现代艺术史上是积极的。但由于他过分地缺乏艺术上真本领，和理论上真思想，所以，刘海粟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有一定的悲剧色彩。黄永玉讲的一句话："刘海粟这个人吹一辈子牛皮画一辈子画儿"。这话我并没有什么完整的资料去考证，但从刘海粟的《黄山话语录》中可以看出黄永玉的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首先，该语录是一种激情与宣扬的文章，处处打着中国传统的大旗，借中国传统的笔墨和技法对自己的绘画给予了高度了评价，但事实上，却与自己的作品南辕北辙。其次，他在理论中讲到他的“泼彩”问题，是用碗直接将色彩往宣纸上泼洒，这是违背中国传统的，与他刻意宣扬的“理论”相违背。如果考究其绘画，他也具备一定的艺术天赋，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海派艺术，以及张大千等人的风格进行了借鉴，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推动中国画发展的努力，但都无法和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以及林凤眠相比较。刘海粟本人对中国画的笔墨的理解是模糊的，他的作品完全体现不出来中国画的神采。尽管有海派艺术的意韵，但深度不够，色彩过于张扬，压迫主题和精神。拿泼彩来说，他的泼彩注重于西洋的技法，和西洋的科学手段，是俗媚的，没法和张大千的泼彩进行比较。张大千的泼彩是将墨寓于其中，中国画的本质是没有变，他是融西洋的技法，丰富中国画的一种手段。而刘海粟始终是西洋技法来完善他缺失的西洋思想的。我为什么说他的思想是缺失的，这可能与他的过于邀功领赏，偷工减料有关。他具备艺术教育上的指导和领导能力，这点可能比潘天寿有优势，但他缺乏中国的、外国的绘画基础和绘画理论。对于中国的传统来说，他喜好金石，也肯定海派，无论是在书法作品还是在绘画作品上都能够体现出来。但他的书法并没有张大千、潘天寿以及他总是“喜好”的徐悲鸿和林凤眠的书法那么正宗。一直以来，刘海粟总是喜欢拿自己和徐悲鸿相比较，甚至是性功能，以及艳遇上。但纵观事实，徐悲鸿当时和现在的影响力，以及绘画水平和书法水平都远高于刘海粟。第一、徐悲鸿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是远高于刘海粟的，他的艺术思想是革命的、民族的、也是历史的。而刘海粟当时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群众基础，只是孤军奋战的一个“艺术叛徒”，遭现实的排斥；第二、徐悲鸿有慧眼识英才的气度和远见，他提携了齐白石、傅抱石，也培养了李可染，这种做法是大度的，也是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和艺术使命的；而刘海粟总是一味的忙碌于自己孤军奋战于是非和纠缠之中，尽管一直搞美术教育，但挖掘和培养人才方面是不够的；第三、徐悲鸿总是活得轰轰烈烈、光明磊落，一生服务艺术，贡献社会，为艺术捐躯。据说，刘海粟总是政治思想不稳定，今天投靠日本人，明天投靠国民党，在艺术上也是投机取巧，善于“侵权”和伪造，急功近利，有很大的投机嫌疑。
